上世纪80年代，疯狂的“白面”入侵贫困山村：一个个家庭因毒品家破人亡，一个个村庄因毒品支离破碎，一个社会因毒品而不得安宁。

　　今年国际禁毒日，记者走进这片土地———

　　小香港”之痛

　　一个人，一个孤单、败落的家。

　　今年不到50岁的马莲(化名)已经记不得自己家以前是什么样子———曾经长期吸食毒品以及因毒品引发的家庭变故使她患有严重的精神障碍性疾病。但在舀水村，马莲家20多年间的变故，是一面镜子，也是一段刻骨铭心的历史：

　　改革开放初，马莲的丈夫张玉化名)是远近闻名的包工头，他们家由此也是舀水村最殷实的人家之一。但在某一天，这个幸福之家被张玉带回的一小包白面状的物品彻底打乱了。张玉先是自己吸食，之后，马莲以及两个未成年的孩子也跟着吸食。仅两三年时间，马莲家所有的家产在白烟中消失殆尽。几年后，丈夫因过量吸食毒品死亡。又过了几年，马莲的两个儿子出门流浪，一个后来因涉毒被劳教，另一个至今下落不明。如今，患有精神障碍的马莲守着几间破房，靠政府和乡亲们的帮扶艰难度日。

　　“在舀水村，这样的故事太多了！”65岁的马得良一脸悲怆。这位干了37年村务的老支书，是舀水村历史的见证者。

　　马得良所在的舀水村属甘肃省东乡族自治县(下称：东乡县)达板镇，距离兰州市只有50公里。20多年前，这处洮河之畔的富饶之地因经济空前发达，被当地人称作“小香港”，在东乡县，乃至整个临夏州声名显赫。

　　跟张玉一样，舀水村的男子有的到外省包工，有的到兰州开饭馆，还有的远赴天祝淘金。几年下来，舀水村人的腰包一下鼓了起来，经济空前繁荣。

　　“当时全村5个社160多户人，万元户占了80%，有的人甚至有了几十万元的家产。”提及曾经的小香港”，马得良的脸上显露出无尽的荣光。那时，在西部农村，一个村出一个“万元户”就足以令人刮目相看。

　　然而，外来糟粕和财富一样迅猛地来临。

　　1985年左右，村上几个外出打工的小青年回来时带了一些白色的粉末状物品，说这种叫“白面”的东西只要吸上一小口就能神清气爽，治病康体。

　　“起初，吸食‘白面’的只是一些经济条件较好的人，到后来参与吸食的人越来越多。”马得良说，在无知、浑噩、痴迷的状态下，“白面”在舀水村肆无忌惮地活跃着。由于市场供不应求，村里的一些人开始出门找“白面”回村贩卖。一年多后，村上的一个年轻人在外地参与贩卖“白面”被当地警方抓捕后，村民们才知道“白面”就是毒品，洋名叫“海洛因”。

　　1985年至1995年的10年间，曾因经济发达被誉为“小香港”的舀水村，又因毒品肆虐恶名远扬，成为东乡县、临夏州乃至省上“挂了号”的“毒品村”。

　　马得良痛心地说，当时，舀水村的半沟社毒情最为严重，20多户人家，约60%的人家“涉毒”。其他4个社130多户，约30%的人家深受毒害。

　　“毒品整整毁了一茬人。”马得良说，村上原本殷实的人家几乎都因毒品倾家荡产，很多人家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田地荒芜。10年间，舀水村多名村民因贩毒被判处极刑，100多人涉毒被捕，还有的人背井离乡。

　　疯狂的“白面”

　　那时的马得良并不知道，舀水村遭遇“毒”害，跟整个中国，乃至世界毒品泛滥的大背景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上世纪80年代后，世界范围内的毒品蔓延泛滥，危害着人类的健康和国际社会的安宁，已成为严重的国际性公害。

　　“当时的毒品大都从云南入境，从兰州中转后，呈东、西两路分流，东路远至经济发达的广州、深圳，西路毒品则到了新疆。其中的一小部分则被分流到兰州、临夏等地。”马占彪，东乡县第一任缉毒大队大队长，1989年，曾在云南参与过对东乡籍跨国大毒枭马永华的抓捕行动，调离缉毒岗位后仍致力该县的禁毒工作。

　　在这场世界性的毒害中，舀水村只是一个缩影。在达板镇，其他的村子也没有逃脱跟舀水村一样的宿命。在东乡县，诸如达板镇这样的毒品重点整治乡镇有10个，重点整治村子有数十个之多。

　　马志彪说，总的来看，东乡人“涉毒”的原因很简单：因无知而吸毒，因吸毒而返贫，又因贫穷而贩毒。在这个可怕的怪圈里，曾被誉为“小香港”的舀水村重蹈覆辙，迅速陨落。

　　跟舀水村一样，东乡县那勒寺镇南门村当时也是有名的“毒品村”。毒品盛行时，政府部门登记在册的吸毒人员有70余名，10余人因贩毒而被处以极刑。

　　“无论是吸毒还是贩毒，‘无知’是共同诱因。”马志彪的这一说法，记者在调查中得到印证。舀水村支书马得良称，“白面”流行之初，几乎没有人知道它是什么东西，更不谙它的危害，甚至在一段时间内，吸食“白面”被视作是追求时髦、显示富有。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文化素质不高是东乡县很多村庄“涉毒”的根本原因。在南门村，40岁以上的人群中，相当一部分人是文盲。10年前，那勒寺镇的女孩根本就没有上学的先例，男孩一般都只上几年学。近年来，尤其是国家“两免一补”政策实施后，那勒寺镇女童就学人数才逐年增多。

　　记者从东乡县教育局了解到，1987年，该县适龄儿童的入学率仅为63.84%，1999年上升至81%，2003年之后才达到国家适龄儿童入学率95%以上的标准。至2003年，该县17至50周岁的青壮年中，扫盲率仅为65.4%，2007年为92.5%，仍未达到国家95%的标准。

　　吸毒是因为无知，而贩毒则缘于贫困以及暴利的诱惑。东乡县是国列、省扶重点贫困县。境内山大沟深，土地支离破碎，十年九旱，自然条件严酷，经济社会发展滞后，素有“陇中苦瘠甲天下，东乡苦瘠甲陇中”之说。全县年财政收入只有1580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1123元，全省排位倒数第一。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白面”盛行之初，有的人几乎是一夜暴富，出门一趟回来后，家里一砖到顶的新瓦房拔地而起，新潮的家电、摩托车一应俱全。这对贫困中的人来说，诱惑无疑是巨大的。

　　疯狂的“白面”，使得越来越多的东乡人被笼缚于无形的白色恐怖之中。来自东乡县禁毒办的数据显示，1991年以来，100多名东乡籍毒贩被判处极刑，近千名东乡人因“涉毒”受到法律制裁，累计发现吸毒人员1300余人。

　　沉重的“毒帽子”

　　1999年4月，东乡县以及毗邻的广河县被国家禁毒委和公安部列为全国毒品问题重点整治地区。

　　“这是一顶沉重的‘毒帽子’。”东乡县禁毒办主任杨发刚沉痛地说，从1995年起，毒品给整个东乡县带来的问题几乎完全暴露出来。

　　首先是“涉毒”的治安案件大量发生，毒品泛滥诱发了盗窃、抢劫等犯罪行为和赌博等违法现象。在很多“涉毒”村镇，社会治安受到严重威胁。在一些地方，前一晚还满圈的羊，到第二天早上就一只也没了。有的“瘾君子”还直接闯进村民家里，扛起袋装的小麦或值钱的东西就往外走，若遇阻拦就拔刀相向。

　　毒品使得东乡县淳朴的民俗民风受到考验。采访中，东乡县一位公职人员痛心地说，东乡县是全国唯一的以东乡族为主体的少数民族自治县，地处黄河、洮河、大夏河三条河流的怀抱，民俗文化悠久，民风淳朴，但毒品的肆虐使得民俗民风发生了很多变化，也破坏了东乡人的声誉。

　　对此，在兰州小西湖开牛肉面馆的马镇(化名)有着切肤之痛。2000年以来，初中毕业的马镇曾跟着村上人到广州、西安等地打工。

　　“有好几次找工作时，人家一听是甘肃东乡来的就拒绝了。”马镇说，有的人还用嘲弄的口吻问他“能不能搞上毒品”。一提东乡人，有的人好像就要跟毒品等不好的方面想。

　　毒品对东乡的影响并不只是在民间。在2008年的一次禁毒工作会议上，东乡县县长马维纲言之切切：毒品问题是影响东乡县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也是影响民族形象的重大问题，毒品一日不除，东乡一日不宁！

　　一组数据显示，过去很多年里，毒品给东乡县的经济建设带来很大的困惑。数据显示：1991年毒品盛行时，东乡县国内生产总值仅5111万元；另一组数据是：2001年前，东乡县千万元以上的招商引资项目为零。

　　全民禁毒战

　　1991年10月，东乡县公安局缉毒大队正式成立。1998年，东乡县公安局设立了禁毒办。2001年，东乡县成立禁毒委员会，并下设禁毒办公室。

　　1999年至2008年，东乡县根据国家禁毒委、省禁毒委以及临夏州的安排部署，通过宣传禁毒、严打毒品犯罪、社会帮教等一系列措施，进行了三轮禁毒重点整治规划。

　　“除了公安机关的打击，全民禁毒宣传已经成为东乡县禁毒工作的重点。”东乡县禁毒办主任杨发刚称，近年来，该县每年都要发动组织全县人民以及宗教界人士开展“深入千家万户大宣传、大走访”活动，通过宗教内部宣传禁毒。一些民间人士也伸出援手，对“涉毒”人员进行帮扶。此外，针对东乡籍人员在外地从事毒品犯罪的新动向，东乡县禁毒办还多次远赴云南、新疆、北京等地，在东乡人相对集中的地方进行禁毒宣传，开展“劝返”活动。

　　今年“6·26”国际禁毒日前夕，东乡县200多所学校组织开展了禁毒宣传。6月25日上午，东乡县3000多名学生走上街头宣传禁毒。3000多名干部群众在县城广场参观禁毒展览。杨发刚说，中、小学学生已经成为东乡县预防毒品犯罪的重点，每年，县上都组织开展“千名领导到千所学校讲授毒品预防课”

　　活动，组织学生开展以禁毒为主题，写一篇作文，开一次班会，办一期板报。

　　“通过严打狠抓和全民宣传，东乡县的毒品犯罪得到了有效遏制。”杨发刚说，近年来，东乡县“涉毒”案件大幅度下降，民众防毒、禁毒的意识明显提高。

　　数据显示，2000年东乡县发生的治安案件中，涉毒治安案件占35.8%，2007年的治安案件中没有涉毒治安案件；2000年发生的刑事案件中，涉毒案件占48.6%，2007年下降到30.6%；新增的吸毒人员由2000年的34人下降到2007年的3人。

　　与此相对应的是，东乡县的国内生产总值也由1991年的5111万元，升至2007年的5.4亿元，涨了近10倍；招商引资工作也同样有了可喜的变化:2007年，该县招进了4个大的项目，引进资金1.24亿元。2008年前半年已经签约4个项目，引进资金4个多亿。

　　力争今年摘“毒帽”

　　6月25日，记者走进了达板镇舀水村。此前20多年里，这个只有1300多人的小村庄，遭遇了一场“过山车”式的大喜大悲的洗礼。如今，这里的一切归于沉寂。

　　村口的小卖部前，几位老人悠闲地打着扑克，68岁的马龙(化名)也在其中。在那场残酷的“毒”害中，马龙一家7口人全部吸毒。如今，他虽然戒毒成功，但生命已近暮年。让马龙庆幸的是，全家人戒毒成功后，通过努力如今也过上了正常的生活。小卖部的不远处，马龙家新修的大门很是气派。

　　马得良支书告诉记者，如今，在政府的帮扶下，村上70%的年轻人都到外地进行劳务输出，生活正在逐步改善，民风也已回归从前。

　　经过8年的艰苦努力，东乡县的禁毒工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摘掉“毒帽子”，成为东乡人最迫切的希望，也是当地政府2008年最重要的一件大事。

　　今年3月，东乡县组织召开了“摘帽”动员大会。会上，东乡县县长马维纲的动员令掷地有声：“在年内摘掉东乡县‘毒品问题重点整治县’帽子是我们面临的死目标、硬任务，毫无退路，必须实现。”

　　4月25日，东乡县组织力量在对全县禁毒重点工作进行自查验收后，向临夏州禁毒委提出了关于请求检查验收摘掉“毒品问题重点整治县”帽子的报告。

　　“如果不出意外，今年9月，我们将迎来国家禁毒委的检查验收，如今，我们考核指标基本都已达标，戴了8年多的毒帽子有希望一下子甩掉。”对于今年的“摘帽”，杨发刚信心十足，但东乡籍人员外流贩毒的问题仍让他难以轻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