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统一了城镇个体户和灵活就业人员的参保政策后，新的问题出现了———如果有人交不起费用该怎么办？

　　时任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的刘永富给出了这样的答案：如果参加社会保险缴费有一定的困难，各地根据当地的情况，对他们给予一定的社会保险的补贴。

　　补贴从最早的社区公益岗位逐步扩大到所有灵活就业人员，兰州实施这项政策已经三年，但破解未富先老的难题依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修车者贾敏的烦恼

　　2008年7月2日下午，禄家巷社区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办公室里，七张桌子一溜摆开，社区工作人员正在认真地核对辖区申报灵活就业人员养老补贴的材料。

　　社区居民贾敏推门进来，径直找到了正在埋头工作的余宏亚。“余姐，我想问问申请养老补贴的事情。”

　　余宏亚抬头看了看说：“现在的问题是你有没有灵活就业啊，除非你开了证明来。”

　　情急之下，贾敏直接把粘有油污的双手伸到了余宏亚的面前，“你看看，呆在家里的人手能成这样吗？”她已经不是第一次到社区为自己争取灵活就业人员的养老补贴了。

　　灵活就业是指在正规就业形式之外的其他就业形式，主要包括在劳动时间、收入报酬、工作场地、保险福利、劳动关系等方面不同于建立在工业化和现代工厂制度基础上的传统主流就业方式的各种就业形式的总称。

　　“认定是否真正实现灵活就业难度是很大的。”城关区就业局副局长路祖成说，“我们一般定义为从事便民服务，同时没有领取营业执照的人员，包括在水果摊、菜摊、擦鞋摊从业，及从事家政服务，包括钟点工、保姆、刷房子等人员。但这块的难度更大，调查了解核实情况的工作量大，灵活性强。存在有邻里间互相帮助出具证明，蒙蔽调查人员的现象。”

　　“我和丈夫在这里摆摊修理自行车10年了，这里哪个人不认识我？”7月10日下午，贾敏边补车胎边和记者聊起来。其间有人拿着一口破了的炒勺来修补，但贾敏的丈夫正好去旧货市场买东西了，那人也就把炒勺一放，等补好了再来取。“这活还得掌柜的来做。”贾敏笑着说。

　　这位1999年从灯泡厂下岗的女工和丈夫在任家庄东街共同经营着一个自行车修理摊，年收入不足万元，一年超过5000元的养老保险让这个夫妻双双下岗的家庭不堪重负。贾敏说：“按照100%的比率，我去年缴纳的养老保险是2988元，丈夫按照70%的比率缴纳了2093元。”

　　贾敏三番五次地来社区就是灵活就业人员的社会保险补贴政策扩面的直接效果。兰州市市长张津梁在《兰州市2008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兰州健全完善城乡一体的社会保障制度，进一步深化社会保险制度改革，加快把非公有制企业从业人员、城镇个体工商户、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和被征地农民等纳入社保对象，参加养老、失业、医疗、工伤和生育保险的人数分别达到23万人、57万人、68万人、34万人和31万人。

　　灵活就业人员养老补贴标准是按照其实际缴费额的2/3计算，补贴期限最长不超过3年。这就意味着如果贾敏灵活就业的养老补贴申请能够通过，这个三口之家每年将在养老保险缴纳时省下至少3300多元。

　　禄家巷社区是一个人口超过1.1万人的大社区，持有再就业优惠证的居民有500多人，但目前只有120人在享受养老补贴。而仅仅五月份至今的两个月时间里，经过社区再就业专干余宏亚的手上报城关区就业局的灵活就业人员养老补贴申请已经超过了260人。

　　借钱也要缴养老保险

　　和贾敏相比，邸泽洪无疑是幸运的，2007年他缴纳了2044.8元的养老保险金，按照补贴政策，他领到了1300余元的养老保险金补贴。

　　邸泽洪2006年从兰州肉联厂买断工龄，和妻子在中山林附近经营着一个冷饮摊位。据邸泽洪说，他的这个摊位年收入最多也不超过8000元。但是两口子负担的养老保险费高达5000多元，加上正在读大学的女儿的费用，现在还要靠父母的退休工资贴补才能够勉强生活。

　　按照灵活就业人员申请养老金补贴规定：持有再就业优惠证的人员灵活就业后应当及时向街道、乡镇劳动保障工作机构申报就业，并按照规定及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为了继续享受这项补贴，早在2008年4月，邸泽洪就去缴纳养老保险，虽然今年起社保缴纳最低比率提高到了80%，他还是从几个亲戚那里借钱把养老保险缴上了。

　　“如果没有这个补贴政策(灵活就业人员养老补贴)，我根本不会买什么养老保险。”邸泽洪说。“眼前的生活都过不去，哪敢想以后啊。”邸泽洪的妻子在一旁附和道。这个中年妇女正饱受日益严重的类风湿的折磨，她脱掉鞋子，脚趾关节已经严重变形，每个月四五百元的药费使这个本就不堪重负的家庭更是雪上加霜。

　　46岁的高旺荣下岗多年，目前受聘于保安公司，家里已无积蓄，2008年他第一次向社区申请养老补贴。“没办法了，今年儿子考上了大学，负担一下加重了。”

　　高旺荣说：“不怕笑话，幸亏我老婆的父母是教育界退休的，每个月有近4000元的退休工资，经常接济我们，不然哪有钱缴养老金啊。”高旺荣说着伸开五个指头说：“5000块，差不多每年这个数。”

　　仍需突破政策瓶颈

　　对于灵活就业者来说，生活上的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是致命的。冯建忠、刘兰花夫妇似乎正在失去他们生活的唯一依靠。

　　2008年7月5日，和政路马路市场的清退已经进入15日倒计时，几乎每家店铺都挂出了“本店拆迁一律赔本甩卖！”的广告招牌，杂货凌乱地堆在一边，店老板们三五一群聚在遮阳伞下懒散地玩着纸牌，全然没有了往日招揽顾客的精神，大约500米长的和政路市场显得愈加破败不堪。

　　和政路马路市场的西端，刘兰花依然端坐在茶叶店门口，和邻居老太太不咸不淡地说着话，盛满茶叶的玻璃器皿还是像以前擦得那么明亮。刘兰花没有挂“大甩卖”的广告，尽管店铺墙上大大的“拆”字已经被画上了工整的圆圈，但这个45岁的失业女工始终不愿意接受茶叶店即将被拆除的现实。2006年10月，刘兰花和丈夫冯建忠用4000元从别人的手里盘下了这间铺面，花去了这个家庭几乎所有的积蓄。

　　“我们是这条街上唯一靠茶叶铺养活全家的人，其他的全是来淘金的，拆了大不了换个地方经营或者回去种地。”冯建忠也准备换地方，但很难找到月租金400元的门面。“所有的钱全压在茶叶上，找不到合适的地方。”失业工人冯建忠烟不离手，他说抽烟可以让他烦躁的心略为平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