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审判法庭上常会发生这样一幕：被告人的律师或亲属当庭提交“联名信”，历数被告人在犯罪前的种种优点，为被告人开脱，请求法院对被告人因偶犯而采取轻判或者免予刑事处分。这些“联名信”中，大多数是当地群众对被告人在犯罪前表现的一种客观看法，但也有一些“联名信”，其内容的真实性还需甄别。面对行行色色的“联名信”，有人认为，对于群众真实的意见，应当从我国的国情出发，在判决中有所体现；另有一些人提出，法律就是最大的民意，用民意影响个案，不如修改法律。

　　专家认为，真正的民意，是很长时间内在人们心中形成的对一个人的评价。“联名信”有时反映的可能不是事实的真相，所以法院在审理时会做甄别，是否采纳也是司法独立的表现。

　　案件备忘

　　NO.1同学老师为“女凶”求情

　　女犯人张某，入狱前是兰州某大学土木工程系三年级学生。她的男友强行对其非礼时，她挣扎反抗将随身携带的小水果刀捅了出去。这一刀，使男友命赴黄泉，而自己也锒铛入狱。此案在开庭审理时，她的老师和同学集体求情，请求法院对她宽大处理。张某9岁丧父，家境贫寒，可从小到大学习一直很好，2000年，她以优异成绩考上了兰州某大学土木工程系，在班里成绩优异，每学期都拿最优奖学金。

　　审理该案件的法官认为，作为一个在校的大学生，张某的遭遇令人同情和惋惜，虽然有许多人包括受害人的父母都替她请愿，但法不容情，法律重事实重证据，对于任何人都一样，决不会受包括亲情在内的外界因素的干扰，张某必须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最后，法院一审以故意伤害罪判处其有期徒刑15年，理由是“鉴于被告人主观恶性较小，犯罪情节一般，并参与抢救，被害人亲属亦请求从轻判处”。

　　NO.2联名请求轻判“忠厚”村民

　　2006年4月20日，我省某地发生一起血案。周某因不堪忍受同村村民刘某对其家人的滋扰，持刀怒杀刘某，随后投案自首。事发后，4000名村民写下联名信，请求司法部门对周某从轻处罚。村民认为周某平时为人忠厚老实，不善言辞，经常扶危济困，帮助他人，捐资助学。

　　村民认为周某杀人行为一方面是因法律意识淡薄，另一方面是因一时的愤怒冲动酿下大祸。在周某涉嫌故意杀人罪被逮捕后，村民自发组织起来，联名写信为周某请愿，希望司法部门在处理此案时能充分结合实际情况，对周某从轻处罚。

　　针对联名信，当时办理该案的有关人员认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不会因为被告人是大家认为的“忠厚”人就在量刑上从轻，更不会因为有人联名求情而“手下留情”，一切按照法律规定办，是办理一切案件的准则。据了解，该案件目前还在审理之中，司法机关对该案件还没有作出最终结果。

　　NO.3村民为“拐骗”犯求情

　　2004年农历四月的一天，我省某县村民张某以介绍工作为名，将一名女子从青海骗至我省，以1万元的价格卖给同村村民王某某的儿子为妻，因被拐卖者不愿意给王某当妻子，在第三天跑回张某家，后张又以1.2万元钱将该女子卖给同村村民翟某为妻，所得赃款归还王某1万元后挥霍。案发后，当地检察机关以张某涉嫌构成拐卖妇女罪对其批准逮捕。

　　2007年9月17日，某县法院以张某犯拐卖妇女罪判处其有期徒刑5年，并处罚金1000元。宣判后，张某不服，向上级法院提起上诉，在上诉期间，该村47个村民联名向法院写信，认为张某在村子里一贯表现良好，他从外地带回该女子，介绍给村民当老婆，客观上解决了当地村民找对象难的实际问题，请求对张某从轻处理。该案件最后被上级法院发回某县法院重审，某县法院重新开庭审理后，认为张某的辩解理由与法院查明的事实不符，不予采信，遂维持了原判。

　　本报记者郝冬白

　　专家点评

　　主持人：本报记者郝冬白

　　嘉宾：甘肃政法学院教授、兰州大学出版社《刑法学》主编衣家

　　奇甘肃省天释律师事务所律师马胜军

　　甘肃法音律师事务所律师赵稳强韩兆周

　　主持人：现实中出现的这类“联名信”属于证据吗？

　　嘉宾(衣家奇)：这种“联名信”，现在有，过去也有，过去叫“万民书”，将来肯定也会有。不但中国有，而且外国也有。可是，被告人的律师，或者被告人的亲属收集“联名信”向法庭提交，它实际上不属于刑事证据规则所规定的证据，它只属于证明材料。它所反映的情况只有经过法庭查实后，才能作为证据使用，即使作为证据使用，该证据所证明的事实只能作为一种酌定的情节来考虑。

　　嘉宾(赵稳强)：我认为，“联名信”不是决定案件性质的实质性证据。作为刑事案件，法院在审理中主要是看被告人有何具体的犯罪事实，也就是说法定事实是刑事案件如何定罪量刑的关键。“联名信”只能说是签名人对某件案件的看法、意愿，而不是案件事实。联名信反映的其他关于被告人以往表现的文书，是一种证据，但其在刑事案件中的证据效力非常低，被告人以往的表现只是作为一种酌定情节，而不像自首、立功、未成年等法定情节那样是法院在定罪量刑时必须考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