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今年5月到10月，解放军总政治部举办第九届全军文艺会演，全军各大文艺团体共创排了49台剧(节)目，其中包括兰州军区战斗文工团的3台剧(节)目。6月3日，该团创排的大型话剧《吼叫水》在兰战排演场上演，让金城军民领略了这个驰骋在大西北半个多世纪的军旅文艺团体的风采。

　　上个世纪90年代从兰州军区战斗文工团离休的蔡宪理和岳存模年龄相仿，虽都是70多岁的老人，但说起兰战的辉煌历史仍然激情澎湃。

　　离休后“移情”诗词和书法的岳存模说，兰战的历史可以追溯到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治部宣传队。1942年，延安的八路军留守兵团组建为陕甘宁晋绥联防军，贺龙被任命为这支部队的司令员，贺老总知道当年苏区红军中有位才女叫危拱之，曾在瑞金、延安等地创办人民剧社、铁拳剧社、烽火剧社等文艺团体，遂向其请教，酝酿成立了“联政宣传队”。联政宣传队在抗战期间做出了突出贡献，曾多次受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的接见，毛主席、朱总司令还为他们亲笔题过词。

　　抗战胜利后，原联政宣传队奉命随军挺进东北。1946年9月1日，联防军政治部以留在延安的几名联政老队员为基础，重新组建了联政宣传队。“新的联政宣传队就是今天兰州军区战斗文工团的前身。”岳存模说。在解放战争期间，联政宣传队与西北野战军政治部宣传队一起随军转战于西北战场，创作、演出了《英雄刘四虎》、《一个烟袋锅》等一系列优秀文艺节目，极大地鼓舞了西北军民的革命斗志。《英雄刘四虎》取材于真实的故事。1948年2月29日，在瓦子街歼灭胡宗南所属刘戡部的战斗中，刘四虎奉命率领突击班向瓦子街西侧的2号高地冲击，最后突击班只剩他一个人，他接连向敌战壕投出4颗手榴弹，借腾起的烟雾掩护，纵身跃进敌战壕，一连刺倒了7个敌人，自己负伤11处。解放后，刘四虎被评为特等战斗英雄。

　　1950年，已更名为西北军区政治部文工团的联政宣传队与西北野战军政治部宣传队合并，1955年被总政治部正式命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战斗文工团”，成为我军重要的专业文艺团体之一。

　　“战斗”精神

　　“叫‘战斗’真是名副其实，这个团体始终在体现一种战斗精神。”蔡宪理说。话剧队青年演员王军也说，和其他军区歌舞团相比，兰战有自己的演出风格，这是由西北特定的环境决定的，也是一代代演员传下来的。

　　兰州军区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军区之一，领导和指挥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五省区的武装力量。兰州军区驻守着占祖国国土面积1/3的大西北。兰州军区的战士们常年驻守和战斗在边疆，兰战的文艺工作者们同样战斗在祖国的边疆。国家一级作曲、兰战艺委会主任李杰说，有些哨卡战士们一驻守就是两年，山上除了冰天雪地，还是冰天雪地。31岁就成了国家二级编导的兰战舞蹈队队长(兼职)李涛说，有的哨卡甚至常年看不到一点绿色，有个战士下山后看到路旁的一棵树郁郁葱葱，竟抱着树哭了。

　　李杰说，兰战的文艺工作者去边防部队和哨卡演出，有别于地方性文艺团体的最根本的一条就是服务理念：看到那样的生存环境(有些地方连水都没有)，看到那些憨厚、质朴的战士，文艺工作者们不仅要为他们表演，还常为他们洗被子、缝衣服，打扫房间。舞蹈队员王军说，文工团员们经常主动要求下基层，走高原、上哨所、进边防为战士们演出。“战士的笑声和掌声就是给我们最大的鼓励，再苦再累都愿意。”

　　岳存模讲了一个故事，一次，文工团到前线一个阵地去演出，因刚下过雨，演出场地上都是泥水，演员跳舞时舞鞋陷进泥里拔不出来，她干脆光着脚为战士们表演，结果演出结束后，深陷在泥里的舞鞋怎么也找不到了……

　　文工团下部队，每次短则十来天，长则两三个月，一个二三十人的小宣传队就能举办一台十几个节目的晚会，经常是一天一个哨所。

　　西北地域辽阔且多高原山地，给文工团出行带来了许多困难。1970年，兰战学习内蒙古“乌兰牧骑”组队经验，组建了“高原文化工作队”，由20多人组成。在工作队1977年撤销之前的7年间，“高队”一个边防连一个边防连、一个哨卡一个哨卡地演出，在新疆一个哨所演出时，观众只有一名战士。无论春夏秋冬，团员们出门都要带上“四皮一毡”(皮鞋、皮衣、皮手套、皮大衣、羊毛毡)，还要在汽车轮胎里充满氧气，随时准备为在高原演出时因缺氧晕倒的演员输氧。

　　演员们在外还要有意外受伤甚至牺牲的思想准备。上世纪50年代，团里的曲艺演员杨文生就在青海南部的平叛战斗中牺牲。“高队”副队长刘玉池一次演出时从房上摔下来受了伤。王军说，他有次下部队演出卸道具时，不慎从卡车上摞得最高的道具箱上摔下昏了过去，经医院抢救醒来后，立即赶回部队，第三天腰上绑着带子又上了舞台。